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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胜文_众谈古今中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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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4 天前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文章来源:众谈古今中外
原标题:廖汉生回忆录——《五》贺民英游击队2



 §山中岁月
  1932年下半年,湘鄂边苏区陷入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之中。敌人到处烧屋,到处屠杀,对苏区人民进行血腥的报复、镇压。特委巡视员麦先为、农会特派员刘植吾等一批干部被敌人杀害,湘鄂边特委和独立团远走洪湖,桑植游击大队被消灭,整个湘鄂边只剩下几支零星的游击武装。但是,苏区人民的斗争并没有停止。
  敌人全部占领了苏区城镇、大道后,又上了四门岩山区“清剿”,我们的驻地割耳台也遭到团防袭击,敌人搜去了埋藏的粮食,毁掉了正待收割的庄稼。于是,我们把一部分妇女孩子送下山去。我这时已经有了一女一子,女儿2岁,儿子1岁,带着打游击很不方便。我写信要我妈妈来,把妻子、两个孩子和谷大妹接回桑植我家去。
  我们从割耳台转移,钻入四门岩山区更高更密的深山老林里,千层壳、梯子岭、鸡公嘴,从这些小地名上就可以推知其地势的险恶、陡峭。这里是人烟绝迹的原始森林,林深草密,不见天日,没有人家,只有狼虫虎豹、狗熊猴子出没其间。我们原有两匹马,用来驮东西和病号,把马放进林子里吃草时竟被老虎咬死了。
  山下到处是敌人,严密封锁,频频搜山,扬言要把我们困死、饿死、冻死在山上,我们则要坚持下去。我们坚信:红军一定要回来的,贺龙一定要回来的!就是死在山上,也绝不向敌人屈服。当然,我们也不会那么容易被敌人整死的。
  冬天到了,大雪封住了山路,敌人的搜捕仍不见缓和,山上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艰难。
  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,贺民英带我下山去摸情况,找粮食。山下村子里正住着敌军,我们进不了村,摸到靠山根的一户独立人家,主人家姓朱。他悄悄找来附近几户群众,有的捧来几颗鸡蛋,有的抱来两个老南瓜,还有的揣来一壶黄米酒。临上山时,主人家又送了一罐黄豆。
  回山的时候,我们不敢走山路,怕雪地上留下脚印使敌人会追踪而来,只能沿着流淌山水的水沟走,赤着的双脚被划出一道道血口子,又被冰水冻僵了。遇到沟边枝丫横生的地方,直不起身子,我们就在冰雪上爬行。
  我们带回山上的一罐黄豆,成了大家的救命粮,由徐焕然的弟弟徐武生负责保管。每天用铁锅煮上一点,大家围坐四周,贺民英郑重地宣布:吃的时候,只许“骑马”,不许“抬轿”。所谓“骑马”,就是用筷子立着夹,这样一次只能夹上一二颗豆子;所谓“抬轿”,就是用筷子平着抄,那样会多抄上几颗。

 黄豆吃完了,我们就四处捡野果,挖野菜。
  猕猴桃、羊桃子等野果,我们可吃了不少。蕨葛根根里面含淀粉,既是一种药材,又是老百姓的度荒食品,我们把它挖来当饭吃。总之,只要是能吃的东西都吃遍了。
  我们长年在山上爬,林里钻,鞋子磨坏了就扯把茅草打草鞋,衣服挂烂了自己想办法补。
  冬天的寒夜是最难熬的。我们无铺无盖,饥寒交加,捡来干树枝,用火镰打击火石,引燃火绒,烧起一小堆篝火,围坐着取暖,胸前背后轮转着烤,真正是“火烤胸前暖,风吹背后寒。”
  有一首山歌唱的就是这种游击生活的情形:
  吃的洋芋果(土豆),烤的转转火(篝火),盖的黄丝被(稻草),背的抓子火(土枪)。
  就这样,我们食野果,饮山泉,宿岩洞,过着原始人的生活,从黑夜熬到白昼,从夏天熬到冬天,苦苦地坚持着,没有一个人动摇,没有一个人屈服。不管再苦再难,大家只有一个信念:坚持下去,坚持到红军重返湘鄂边。
  常言道:“人须苦中练,刀须石上磨。”此话不无道理。这一段艰苦生活,磨练了我的筋骨,也磨练了我的意志,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。解放后,我读到陈毅同志描述游击生活的《赣南游击词》,就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湘鄂边的山中岁月。
  §红军回来了
  1933年初,农历腊月间,敌军“围剿”有些松懈了。
  贺民英把我和刘烈璜叫到跟前,说:“我们这样在山上紧呆着也不行,还是要出去找一找出路。你俩个下山看看,找点粮食。”
  我和刘烈璜翻过几座大山,走了百多里山路,一路走一路打听,听说茅坝坪来了一支队伍,有的说是贵州的“黑军”,有的说是贺龙的红军。我俩个商量了一下,不管是黑军、红军,总要弄个明白,就向茅坝坪走。走到与割耳台对门的大山上,再下去就是茅坝坪了,半山腰有户人家,我们与这一带的乡亲们都很熟,就又去问情况。
  主人家说:“山下住的是红军,有的说是王炳南带的独立团回来了,有的说是贺龙亲自回来了,究竟住的是哪一个,也说不大清楚。”
  我对刘烈璜说:“不管是贺龙还是王炳南,反正俩个都认识,下去看看。”我俩个下山走到茅坝坪的村子边上,突然被几个持枪的人拦住了,原来已经到警戒线上。我们一问,果然是红军。
  哨兵把我们带进村里的连部,连长问明了我们的身份,告诉说,他们是红3军第8师的一个连哨。
  红3军这个番号我没听说过,就问他:“是不是贺龙的队伍?”得到肯定的回答后,我又问:“8师师长是谁?”
  连长告诉我:“师长是朱胜文,师政委是谷志标。”我一听,这两个人都熟啊!我请连长马上派人把我们带到师部去。
  朱胜文在红军东下洪湖前还只是贺龙的一个警卫员,现在当了师长啦。谷志标是桑植洪家关人,和我是高小同校不同级的同学,比我高一级,1928年参加工农革命军,1929年进了红军学校参谋训练班,出来后在军部当参谋,现在也当了师政委。
  我们赶到8师师部,谷志标没在,到刚刚打开的鹤峰城里去了,只见到了师长朱胜文。朱胜文招待我们在师部吃了顿饭,我请他派人把我俩送到军部去。
  临走时,我又找他要驳壳枪子弹。我说:“好啊,你现在当师长啦,人多枪多啦,给我两把子弹吧?”
  朱胜文尽管当了师长,可他自己乃至整个红军的子弹也很少呀,但他还是慷慨地给了我两把驳壳枪子弹。
  我和刘烈璜赶到军部,见到了日夜盼望的贺龙军长。这天他正在害病,一个名叫贺彪的医生给他看病,旁边还有一位个子不高、身材瘦瘦的人,贺龙告诉我,这是红3军政委关向应。
  自从1931年春在走马坪送别了贺龙和红军,已经两年了。今日再见,我万分激动。我见他正在害病,就问:“怎么样啊?”
  贺龙病也不看了,关切地说:“我没得关系。快说说大姐和大家都还安全吧,现在怎么样?”
  我回答说:“大家都还安全,现住在山上。”接着,我把红军走后所发生的一切作了报告。
  贺龙军长、关向应政委听完,说:“这样吧,你俩个先回去,把大姐他们接出来。”
  送我们出门时,贺龙又讲道:“再告诉大姐,叫大姐派人无论如何要把贺沛卿、王湘泉俩个找回来。”
  我和刘烈璜当天又匆匆赶回山上,把贺龙率领红军回来的喜讯告诉贺民英。几天后,贺民英带着大家走出深山密林,到茅坝坪与红军团聚了。
  出山的同时,贺民英按照贺龙说的,派人找到了贺沛卿、王湘泉。他们带着十几个人回到红军驻地。不久,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决定,把贺沛卿、王湘泉处死了。罪名嘛,他俩是“叛徒”。
  红军这次回来也很苦。规模宏大的洪湖苏区丢掉了,原来3万余人的红2军团已经缩编为8000来人的红3军,途经鄂豫陕川边兜了个大圈子,才辗转回到湘鄂边。
  红军回来,首先打开了鹤峰城,恢复了苏维埃政权,而后在茅坝坪开会决定:以鹤峰为依托,攻取桑植,恢复湘鄂边苏区。因此,我们到茅坝坪没几天,红军就出发去打桑植。贺龙要贺民英游击队继续留在鹤峰,当然用不着再回到山上去了。

 好不容易盼回了红军,又要分手,我们有好多话还没来得及说呢。贺民英郑重地向贺龙、关向应提出:“我跟着共产党干也有这么多年啦,我要加入共产党!”
  关向应政委回答她:“大姐,你有你的关系,你有你的影响,留在外面,活动起来更方便些。”
  听到这番话,贺民英没再说什么。
  我也有我的想法。我那时年少气盛,有点个人英雄主义,就当着贺龙、贺民英、贺戊姐的面说:“朱胜文原来跟我差不多,现在人家都当师长啦,我还是个游击队员。我不干了,我要跟红军走!”
  贺民英不同意,贺戊姐也不愿让我走。我不听,埋怨她们:“以前都是你们拉着我,要不我早就在红军里了。这次不行,我一定要走!”
  贺戊姐被我闹得没办法,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  看到这个情景,贺龙劝我说:“汉生,你还是不要走了,留下来吧。”贺龙发了火,贺戊姐也把我哭软了,我只好同意。
  为了满足我的好胜心,贺民英“提拔”了我一下,叫我担任游击队的文书,掌管她的名章。那个章子是金子铸的,有指甲盖那么大,每次要用时先由我根据她的口述写张便条,再盖上章子,这样就算是游击队的公文了。
  红军向桑植进发后,我们住到鹤峰太平镇洞长湾徐焕然的家里。大家心想,红军有这么多人枪,拿下桑植城肯定没得问题。结果过了半个来月,一直得不到什么消息。已经到年根了,贺民英、贺戊姐两姊妹着急起来,都想回桑植老家去。
  贺民英把我和刘烈璜找去,说:“我想回桑植看看去,老家已经多年没回去啦,我要回去,看看老家,看看老朋友。”
  是啊,从1929年随红军退出桑植以来,我们就一直在桑鹤交界的大山里打游击,一直没有回过家。在四门岩,我妈妈把肖艮艮母子三人接回家,也不知她们现在怎么样了?
  我和刘烈璜一人背着一支驳壳枪又上路了。刘烈璜的妈妈在前边给我俩个探路,作掩护。我们从四门岩翻过五道水的大山,进入桑植县境,整整走了两天,到了樵子湾我的家。第三天到泉峪贺戊姐的家,戎姑正在那里。住了一晚,我和刘烈璜直奔桑植县城。
  我俩走到离城不远的饯行岭,已经可以望见城西渡口了,发现情况好像不大对头。饯行岭本是出城一条要道,古时出远门的人就在这个岭上饯行告别,现代虽然不饯行了但进出县城人来人往仍很多,可是这天却几乎看不到一个人影。
  我俩下令又向前走了一段,碰到几个匆匆赶路的老百姓,他们讲:“红军昨晚上已经出城走了,现在周矮子的队伍正在进城。”周矮子是湘西军阀陈渠珍的一个旅长,名叫周燮卿。
  我俩又折回来,走到泉峪时,红军就驻在泉峪的山上宿营,于是放心地在戊姐家住了一晚。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,红军又走了。我和刘烈璜随后又紧紧追赶,顺路把戎姑、我的妻子孩子一起带上。
  途经鸭儿池时,有几个人提着大刀、麻袋要干掉我们,下我们的枪。我们打了几枪,吓跑了那几个人,而后紧追红军,追到叫“一碗水”的地方终于追上了红军后卫侦察队。宿营后,我们见到了贺龙。在军部的村旁住了一晚,贺龙叫我们先回鹤峰去。过了春节,红军也返回鹤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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